李建国

油腻

我们为什么爱毛姆:电影《面纱》

主仆王怡:






 我们为什么爱毛姆




 


从书籍到电影,有些改动可以理解,对毛姆的时代来说,《面纱》中的英国医生费恩夫妇到中国来,落脚点一定是香港才有吸引力。今天的好莱坞改成上海,也是顺理成章的。但有些你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了,当年的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,在西安开设“八福客栈”。二战中她撕毁英国护照,以中国公民身份只身带领80多个孤儿,沿路乞讨,徒步300多公里,成功地把他们送往非战区。1949年后她去了台湾,继续收养孤儿。1958年,明星英格丽·褒曼扮演了这位“内地会”的宣教士。“八福”之名,来自基督耶稣“登山宝训”中的“八福”——“虚心的人有福了,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得安慰”。但这部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电影,却莫名奇妙把片名改成了《六福客栈》。




毛姆对中国的热爱,也如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。当年他到武汉拜见辜鸿铭,辜老夫子端起来的傲慢,至今仍令许多人心花怒放。毛姆问,英国的哲学家如何,答曰,不过是一些被体制束缚了思想的人罢了。又问美国的实用主义,夫子顾左右而言他,“我喜欢美国的石油,胜过美国的哲学”。深浅不露,一语惊退英国文豪。




林语堂晚年在他的自传《信仰之旅》中,复述了这一段落之于思想史的意义。上个世纪2、30年代,史称“粉红色的年代”,西方世界落入历史上最大的破口。在灵性上,教会与信仰的衰微无力抵抗世俗文化的洪流。古老的诺斯替主义死灰复燃,借着理性主义的西风和东方式的玄思冥想,成为知识分子抗拒虚无的一个“想象的乌托邦”。在社会层面,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抛弃了古典的自由主义,从粉红到朱红,一路走来,在各种现代极权主义面前放下身段,软下腰去。




毛姆的小说,几乎就是前一种趋势的集大成者。他的童年在坎伯雷特度过,基督信仰在异教化的欧洲文化里沉浸得太久,也被世俗化的教会把持得太久了,某些地方就蜕化为一种偶像崇拜。在毛姆的自传性名著《人性的枷锁》中,那个小孩子恒切地为疾病祷告,却没有成效。他从此对信仰失去信心,也对道德失去了尊敬。生命的怨恨从此要自己设法解决。对毛姆来说,一旦舍弃了基督教教义,信仰就成了一个东方情调的神秘主义之旅。




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,他描写高更从世俗的生活中逃离,最后在岛上找到了离群索居、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灵性生活。就像可爱的卡夫卡三次订婚、又三次逃婚一样,一旦彼岸失去了意义,连进入此岸的勇气也失落了。在《刀锋》中,毛姆再次以哲学家维特根斯特为原型,回到诺斯替主义的路子,认为唯有透过某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与智慧,才能重返生命的意义。放弃十字架上的拯救,向东方寻找佛禅道的逍遥与灵智。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股潜流。难怪中国读者爱毛姆,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







 我们为什么要爱


 




牛津大学的C·S·路易斯,童年时也有过类似的宗教体验。路易斯8岁时,天天跪在床边为患癌症的母亲祷告,但母亲还是去世了。他听着走廊上人来人往的脚步,门开了又关,关了又开。家人的应对忙碌似乎抵销了忧伤,这个男孩感到他被抛弃在一个没有母亲的世界,也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。路易斯的信仰磨灭了。直到30年后,他与《魔戒》的作者托尔金结识,重返信仰。他承认自己幼年不过是把上帝当作了魔术师,既无敬畏,也无爱神的心。不久他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女人又患上癌症,路易斯跪在病床前与她举行了婚礼,三年后他的妻子乔伊去世。在传记电影《影子大地》的末尾,路易斯有一段独白。他一个人行走田野,说:




   为什么要爱,如果失去时如此痛苦。除了我曾活过的一生,我没有其他的答案。这一生我得到了上帝给我的两次机会,一次作为男孩,我选择了安全;一次作为男人,我选择了承受。如今的痛苦,是昔日幸福的一部分。这就是那个人生的约定。




路易斯从一个偶像化的童年信仰里,仿佛蝴蝶脱茧而出。从此跟随那个古旧的福音,没有随着时代的风潮起落,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。他的演讲也很敲动人心,二战伦敦轰炸中路易斯在BBC的系列广播《真实的基督教》,令无数英国人在生死患难间认识了真正的“八福”。




毛姆的时代略早于路易斯。但他的天才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天才。路易斯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前面,毛姆却走在海明威的更后面。


 






 一切甜言蜜语都蒙上了面纱






爱情的虚妄,人性的荒凉,使一切甜言蜜语都蒙上了面纱。《面纱》是毛姆后期企图回归信仰的一次尝试。他把残酷的爱情放入一个霍乱时期。虚荣造就了凯蒂的婚姻,偶像化的浪漫爱情又将她推向情人的床笫。她丈夫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,不动声色地为偷情的妻子关上门。但有一天忽然摊牌,说要么离婚,要么和我一起去中国的霍乱疫区。




到此为止,这句话就像对婚姻的终审判决。背叛、苦毒,和硬着心肠向深渊的坠落。爱情到此,人生聊胜于无。凯蒂满怀盼望去找她的情人,却绝望的回来。一对“爱比死更冷”的夫妇,像奔赴各自的丧礼一样奔赴江西。谁料想这一人的尽头,却成了拯救的起头。一场霍乱终于“拯救”了凯蒂的爱情,就像母亲的癌症“拯救”了路易斯的信仰,二战“拯救”了整个欧洲的命运。




费恩从表面上看,差不多就是另一位白求恩。一个对生命和婚姻都万般死寂的人,却在修道院中废寝忘食地救助陌生的霍乱病人。这是一种怎样的可能,伟大的背后是怨恨,牺牲的背后是冷漠。当人说为什么一个行善的“好人”,灵魂却不能因他的善行得救;那么看看费恩吧。我们看见人的行为,唯有至高者察验人的心思。当乡民们将这位外国医生看作救苦救难的菩萨时,费恩每一秒钟都活在他的地狱里。




凯蒂也感到了他丈夫的伟大和漠然,但她说,“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品德高尚就爱他”。这话极具穿透力,我起初当作男人不坏、女人不爱的版本,就如我们立志行善,却偏偏爱上了恶。结果我发现凯蒂是对的,原来连爱情也只能“因信称义”。对爱情来说,费恩一丝的内心苦毒就足以摧毁他一切的高尚行为。一个道德意义上的“好人”,既不能在上帝那里赚得救赎,也不能在妻子那里赢得爱情。








 因信称义的爱情






真正为荒凉的婚姻带来拯救的,是那间乡村的修道院。主持者是一位出身名门的法国修女,令我想起1944年的另一部电影《天国之钥》。格里高利·派克主演一位辛亥革命前后来华传教的苏格兰牧师。电影中那位在浙江乡间度过一生的修女,也出自普鲁士望族。2007年是第一位新教传教士、英国的马礼逊来华200周年。回顾百年基督教史,这部国内公映影片出现霍乱中的教堂和修女,特别令人感佩。放在20年前陈冲在好莱坞拍摄《大班》,要被叫做反华影片。柏杨说他在1959年就看过《六福客栈》,里面因为有中国女人缠小脚的镜头,在台湾上映时,还引发了示威游行。




凯蒂随费恩来到疫区,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和漠然。当修道院的门向她关上时,她感到更大的荒凉,觉得自己被遗弃在了一个霍乱的世界。原来生命到了一无所有的处境,却还有可能失去的东西。她决定到修道院做义工,这对痴男怨女的爱情从此出死入生,在对黄皮肤的乡民和孩子们的事奉中走向了重生,也使这部电影从一个二流的偷情故事开始攀登。这一切就像酷爱毛姆的张爱玲在《倾城之恋》末尾的那句话:“到底是这座城市的沦陷,成就了他们的爱情,还是要有这样的爱情,才有这城市的沦陷”?




这话太重,让人说不出话来。上帝的预旨,他从头至尾的作为,人在尘世中不能过分揣度。无知是对我们的试炼,无知也给爱情留下信靠的机会。








等待一场霍乱?






有时候,救赎的确是以死亡的面目临到的。等待戈多,也许就是等待一场霍乱。等待死亡,也许就是等待复活。但《罗马书》说,“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,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,纯全可喜悦的旨意”。什么时候看见那个“善良,纯全可喜悦的旨意”,荒漠中就涌出了甘泉。人若不用到那个地步,也能显得完全,那该多好。但我晓得往往人不到那个地步,人就死不认帐。




修女对凯蒂的那一番话,无论在电影还是小说里,都是最点睛的。可惜小说译者大概不懂什么叫“恩典”,把它翻译为“幸福”。修女叫凯蒂回到染上霍乱的丈夫身边,凯蒂喃喃地说,对,那是我的责任。修女笑了,说,手脏了要洗手才是责任。我17岁就恋爱了,爱上了我的神。我的爱那么强烈,50年过去,我有时也感到他忽略我,不听我的祷告。就像老夫妻坐在沙发上,却很少说话,但他们心里知道彼此相爱,我的上帝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。修女说,“有一天,当爱和责任汇合在一起,恩典就与你同在”。


 


费恩死在了难民营。他知道凯蒂怀上了情人的孩子。临死前他对妻子说,“请饶恕我”。凯蒂哭了,“饶恕你?没有什么要饶恕的”,她在丈夫死前也说出了最后那句话,“请原谅我”。凯蒂请求饶恕的是她的背叛,费恩请求妻子饶恕的,则是他翻腾的苦毒和不动声色的报复。








 让我的生与死都成为对那个人的祝福吧






在一场霍乱之下,费恩的生与死,都成了对凯蒂的祝福。我们起初的爱不就是为此吗,所谓“生死相许”,并不是生同衾、死共穴;而是让我的生与死都成为对那个人的祝福吧。




影片开始时,费恩陪凯蒂在花店里,问她喜欢花吗。她说,看上去有些傻,花费精力照料一些终归要死去的东西。说完这话,费恩开口向她求婚。电影结束前,她带着儿子又回到那一家花店。妈妈问,为什么一束花很快就要枯萎,还要买来照料它呢。孩子说,因为它真的很美。我相信那一刻凯蒂想起了费恩,也想到那一位护理万物的创造者。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但这不再是一种东方式的淡泊,在那种淡泊之中,一旦浓就浓得花不开,一旦恨就此恨绵绵无绝期。但凯蒂从死亡回到生活,从背叛回到盼望,从虚空中看见了美丽。她对孩子说,我想你是对的,我们买下吧。




这句话也是毛姆对自己的盼望。毛姆是一个隐秘的同性恋者,他一生因此陷入对宗教道德观的怨恨。道德若只在律法中,道德的确值得憎恨,道德不过是对你我的一个诅咒。但道德若是在恩典里,道德就是爱。自由从来都有两种,一是顺服,一是放纵。不偷情,不是因为诫律,因为我们爱那个人,爱到不能偷情的地步。不怨恨,不是因为道德,因为上帝爱他的仇敌,爱到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,又为他们而复活。




好叫我们有了生死相许的爱情。神爱世人,为人间的爱情创始成终。当死亡将我们分开之前,他的恩典是够用的,足够拿走我们一切怨恨和受伤的回忆,叫作夫妻的彼此成为一体。爱人不在,爱却常存。因为爱情,就是上帝之爱在一对爱人中间的纪念品。当年,C·S·路易斯怀念他死去的妻子乔伊,经历了无穷苦痛、创伤和再一次对上帝的怨恨之后。他说:




  可能我缺乏赞美的恩赐。我把妻子比做一把剑,也比作一座花园。但我赞美,不仅对她,对一切自己喜悦的受造之物,我都应如此赞美:在某种程度上,就其独特性而言,每一种受造之物,都酷似那一位造物之主。我颂赞——从花园到园丁,从宝剑到剑匠,从生命到赐予生命的生之源头,从美物到美化万物的美之本体。


 


曾有一晚,我参加冉云飞的讲座“唐诗与女性”。夜里回来,想起古人的悼亡之作,心内忧伤,为天下有情伤心之人祈祷。苏东坡的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,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”,纳兰性德的“瞬息浮生,薄命如斯,两处鸳鸯各处凉”,以及当晚冉兄提到的元稹《遣悲怀》之二,“诚知此恨人人有,贫贱夫妻百事哀”。和女诗人李冶的《八至》,“至近至远东西,至亲至疏夫妻”。连《浮生六记》里那一对中国文人的爱情典范,沈复与芸娘;可美丽的芸娘死前竟怎样说呢,“致干造物之忌,即有情魔之扰,总因君太多情,妾生薄命耳”。芸娘说完便离世而去。数年后沈复写道:




当此时,孤灯一盏,举目无亲。两手空拳,寸心欲碎。绵绵此恨,曷其有极!




人生如此,情何以堪。爱过恨过的人,要么身在围城,要么披戴面纱。要么死前怨怼,要么身后荒凉。这部电影或者温柔,或者残酷,取决于你将婚姻的盼望,放在哪一种盼望之中。你将罪人的爱情,摆在宇宙中一个什么地方。




我是丈夫,我愿如费恩一样,临死前说,这一生请你饶恕。我是妻子,我愿如乔伊一样,临死前对拉着她手的路易斯说:




我已与神和好,在他的平安当中。你必须放手,让我走。


 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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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霁韵李建国 转载了此文字
    至近至远东西,至亲至疏夫妻。
  2. 李建国主仆王怡 转载了此文字
  3. 飞星主仆王怡 转载了此文字